想要睛像海。

日本能，我們為什麼不能，是纏祟台灣逾半世紀的警句。該說是民族自尊心或自卑感的驅使，我們賣力投入各項現代化競技，經濟的、科技的、武器的。在趕上先進開發國家的思維中，我們擁抱了核能享受著核電帶來的便利，閉著眼睛規避伴隨而來的汙染與輻射的危害，直到一向是我們學習甚至忌妒的典範國家發了至今無法完全控損的福島核爆。連施工技術與管理品質嚴格把關的日本都無法預防災害與善後。而這種核能危害，主政者卻鴕鳥地安慰大家，日本會，台灣不會。我們不願，連作夢都不敢瞥視的浩劫，伊格言運用客觀的數據資料加上豐沛的想像力逼我們面對了。

大多數的末世小說或電影傾向將時間設定在比較遙遠的未來和模糊的地區。然而或許是因為小說警世企圖的急迫性，《零地點GroundZero》給出離現在不遠的具體時間空間，讓虛構的人物事件增加現實的可信與沉重感。在小說的設定中，輻射外洩的事故發生在核四電廠正式商轉的2015年當天，故事開始的時間則已在核災發生後一年半的2017年。首都已緊急遷至台南，北部全部疏散禁制形同廢墟，只能遠遠地從南部一望了。總統依舊是馬英九，本應在2016年舉行的總統大選在朝野協商下延後改選，馬總統在任年限果然就是他的幸運號碼九，印證九五至尊上奉天命的古訓。意外的收益人不只馬總統，還有小說虛構的核安署署長，他在災後以救災英雄的形象壟斷論述權，一躍成為執政黨的總統候選人。不過真正的小說主角是一名核四廠的工程師，災難發生時不在場區僥倖逃過一劫，身體卻發生某些機能障礙導致喪失部分記憶。整本小說就是從他的追索揭開關鍵時刻的真相。

故事懸疑好看的部分也就是在於如何拼湊還原真相的碎片，以及描寫庶民、政客、交通、醫療、金融、媒體、國際等不同角度的衝擊與因應。這種偵探推理的本事在伊格言上一本科幻鉅著《噬夢人》中已經充分展現過，不過《零地點GroundZero》觀照的層面更多元卻不凌亂。延續前作的，尚有伊格言式的暖調抒情風格，一點點的迷濛，哀傷中偶有天外飛來一筆的幽默。早期一些過度多餘的描述或情節在此已收斂節制許多，筆觸反倒更顯成熟洗鍊。這樣的風格使得他的作品有別於充斥著金屬機械理性、剛硬冷酷的正宗科幻小說，也為台灣的核災末世想像中保留些許溫度。當然，對於希望強調警示效果的讀者而言，災難的恐怖性與嚴重性可能因此在柔焦中打了折扣。

《零地點GroundZero》刻意寫入不少社會真實事物，是個合理聰明又有些冒險的安排──讓虛構的故事有擬真的舞台，製造政治性的諷刺以及真假對照中的閱讀樂趣。雖然看得出來作者小心的拿捏意識形態的分寸，總多了讓有心人將對核能的反思化約為藍綠對立的把柄。從張大春、朱天文到駱以軍等善用時事生肉做文章的實驗以來，此類寫法的優缺一直仁智互見。不過，再怎麼力求客觀中立，看在擁核人士的眼裡，反核就只是一小撮反動份子的作祟而已。刻意隱藏批判立場徒然掩耳盜鈴，坦蕩些反倒痛快。

八○年代後期台灣小說開始了一波政治書寫的熱潮。各種立場的文本用於介入社會，甚至加入政爭陣營，模糊了公私虛實的界線，混雜了藝術和論述的性質。好處是，眾聲喧嘩熱鬧非凡，火力全開流彈四射。缺點是，最終降低了文學做為公共討論空間的可信度。吵累了嘶啞了，二十一世紀的小說背道而馳，不是朝內向性的挖掘，就是走向仿古擬古的路數，專心鍛鍊自給自足的藝術世界。這樣的冷卻和自覺是必要和正向的，但後遺症則是，逐漸跟社會現實不相干了。藝術自主性變成藝術自限。過去文學界一直是社會正義的發動機之一，近年來淑世的藝術功能反而旁落到影視界。文學的社會性和藝術性向來是天秤的兩端，過猶不及。教科書的安全說法是兩者間取得平衡。然則所謂平衡到底是說一篇著作還是一個作家的創作生涯、抑或是指一個時代的文學生態呢？《零地點GroundZero》並不是伊格言藝術造詣上的新指標，卻是豐富他小說家閱歷的一大步。作為一個關心公民運動的公民，我無法樂觀地期待這本書成為震聾發聵的震撼彈；作為一個關注文學發展的批評家，我則好奇這是否是一顆風向球，預示作家個人、甚至是未來幾年文壇的走向。

──《聯合文學》第350期（2013年12月），頁124-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