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睛像海。

在那政治高壓的年代，苦悶的並不單單是我們這批大學生。有一批喜歡寫詩的軍人參與「藍星詩社」，也辦起刊物；他們自稱寫作都是為了抒發苦悶。

包括瘂弦、辛鬱、羅馬（後來改名商禽）、管管和楚戈等人，分別來自中國大江南北，卻因無奈或被迫加入軍隊，跟著「流浪」到台灣。他們許多是低學歷或無學歷，但求知若渴，勤於讀書和寫詩；性情豪放、坦承，很有江湖義氣。由於情繫故國，但回歸遙遙無期，蟄居海島也形同流放，不免要藉詩酒澆愁。其時正當青年時期，嚮往的是狂放的「波希米亞」生活方式，醇酒和女人更常掛嘴上。

我認識的軍人作家中，魏子雲是例外：他年紀較大，已有家室，作風自是不同。魏從小接受良好的傳統古典文學訓練，因緣際會才進入軍隊。他愛好國劇，擅長評論；生平最愛的一本書是《金瓶梅》，第一位把書中事件編成年表，嘉惠海內外的金學者。

魏子雲評論我一篇發表在《現文》的小說〈喬琪〉，我去信表示感謝，從此結下終身友誼。

魏大哥是書痴，即使是顛沛流離的軍旅生涯，還設法保存了幾本「禁書」，如巴金的《家》及魯迅的雜文集。我開始讀魯迅的書，便是他從床底下掏出來的。魯迅雜文的筆法讓我一讀傾心，覺得議論文字就該簡短有利如匕首，一投就擊中要害。

我也喜歡巴金的《家》。和白先勇談起，才知他藏有《春》和《秋》，趕緊借來，就這樣一口氣讀完了三部曲。我原以為台灣社會很封建，男女婚姻不自由，讀後感到大陸似乎更加封閉，難怪魯迅那麼憤世嫉俗。

那個年代，擁有和閱讀禁書都有坐牢的危險，能互相傳閱實在是莫大的信任，等同肝膽相照了。另一位從床底下掏東西和我分享的是詩人覃子豪。

覃子豪住所離舍下很近，在金華女中對面。金華街和新生南路交界的小圈子，住了許多詩人，如開計程車的楚風，妻子鄭林也寫詩，而向明則卜居幾步之遙的新生南路，堪稱藝文小區。覃是單身貴族，兼現代派詩人的龍頭，家中經常高朋滿座。他還以家有美酒聞名同儕，但是不輕易拿出來。

那時洋酒少，紅露、啤酒這些人喝不過癮，最中意的是濃烈的白酒，其中以金門高粱最是難得。

我第一次上門拜見時，楚戈和鄭愁予等多人在座。聽說愁予嗜酒如命，頗有太白「斗酒詩百篇」的才氣。大家以「貴客臨門」為藉口，存心要敲主人一記。

楚戈說得理直氣壯：「人家陳若曦是專程來看望你，好意思不招待一口好酒呀？」

覃子豪滿口答應，隨即在床底下摸索了一陣才掏出一瓶金門高粱，可見秘藏之深。

我第一次喝白酒，頭一口就辣得割喉，嗆得快吐血了。離開台灣前，那是我僅有的一次白酒經驗。

我也嘗試向他們學習抽菸。

有一回一大票人，包括初見面的朱沉冬和羅英夫婦，相約到林口玩。到了才知道，所謂玩，白天逛街是需晃一下，主要是喝酒聊天，從天黑聊到天亮。那時楚戈、辛鬱、一夫（趙玉明）都在國防部的心戰單位服役，記得是一夫給大家找了個空屋，共有大小兩間房。進門就是大房間，天花板吊著約略三、四十支燭光的燈泡，此外家徒四壁，大伙兒便圍成圓圈，席地而坐。接著紛紛掏菸打火，然後天南地北地聊開來了。

在林口服役的一夫，準備了一瓶酒以盡地主之誼。其他攜酒來的也不藏私，於是茶杯、飯碗齊上場，效法梁山泊好漢「有福同享」，十足的共產作風。

羅馬向我遞菸，我搖頭表示不會。

「很容易的，我教你。」

煙霧瀰漫中，一燈如豆，氣氛是粗獷和詭譎兼而有之。我樂得融入其中，便接過一支點燃的菸吸起來。不幸一口就嗆得臉紅脖子粗，接著咳得淚眼汪汪，十分狼狽。

羅馬鼓勵我再試，我趕緊宣布投降。

那是我生平唯一的抽菸經驗，從此知難而退。

菸酒都不行，我熬到午夜已疲乏不堪，眼睛快睜不開了。趙君體貼，帶我去小房安歇。這裡只有一張單人竹床，我累得倒頭就睡。夢中忽聞竹床嘎嘎作響，我一嚇而醒，原來是羅英也熬不了夜，跑來和我擠一張竹床睡。

次晨，一夜不眠的詩人們儘管上下眼皮快闔成一片了，有的還哈欠連連，卻還要繼續玩下去。明知掃人興，我還是舉起免戰牌。在大學教書的朱沉冬很體貼，立即雇了車，親自送我和羅英回台北。

比較特立獨行的是周夢蝶。他在城中鬧區的武昌街擺舊書攤為生，生意遠比不上以販賣舊書出名的牯嶺街書店。我去看過他兩三次，總是面向書攤坐在板凳上，或低頭看書或閉目冥想。他自稱「抓到什麼書就看什麼書」，但偏好佛經。詩人面壁的傳聞早不脛而走，一些駐足書攤的多是出於好奇心，買書的少之又少。我非常佩服他的「坐功」，不管背後人來人往，他如老僧入定，一坐幾小時。

他書攤的樓上是「明星咖啡屋」，賣西點麵包和咖啡，當時與新公園邊上的「田園咖啡廳」齊名，都是文化人流連忘返的場所。麵包比饅頭貴，而咖啡更是奢侈品，我自忖荷包不寬裕，人到樓下了也不敢興起「更上層樓」的念頭。我只和同學去了兩回田園咖啡廳，主要是聽古典音樂。後來才聽黃春明說起，明星的老闆甚為禮遇文化人，他曾經買一杯咖啡泡上一整天，埋頭寫他的小說，也沒人趕他。陳映真和尉天驄也常光顧，此地儼然是《筆匯雜誌》作家群的聚會點。

武昌街的這個角落，在六十年代也是台北文學拼圖的一大板塊。

周夢蝶喜歡來我家，但生性木訥寡言，有時坐了個把小時，還說不上五六句話，卻很有耐性地聽我東聊西扯。他瘦骨嶙峋，自理的頭髮不成髮型，衣服也少變化，四季常穿一件長袖白布衫，洗得發黃轉黑了。某夏日午後上我家串門，嫌天熱，他捲起袖子，胸口鈕扣直開到肚臍，在竹椅上盤腿而坐，像一尊面壁的羅漢，顯然把舍下當作武昌街了。父親收工回家撞見了，事後問我：「你怎麼把個乞丐請到家裡來了？」

他飲食簡單，有病也不吃藥，等著自行痊癒。我因為辦雜誌而認識余光中，周表示欣賞余的才華，我自是樂得引見。那年代鮮有電話，都是即興去串門。路上聽到他抱怨頭痛幾天了，不知何故一直沒好。到了余府，介紹完畢，我接著提起頭痛事，光中取了阿斯匹靈給他吞服。沒多久，只見他眼睛一亮，驚喜交加說：「這是什麼仙丹？真靈啊！」

在台北的幾個美國留學生，聽說我認識一批詩人，央我介紹。於是雙方敲定了日期，約好了下午三點到五點來舍下茶敘。

舍下八個榻榻米的客廳，一下子來了十位詩人（上述幾位加上瘂弦、秦松、管管等），再加上四、五位美國學生，把榻榻米擠爆了，走路都插不進腳。

美國學生好奇而坦率，話題無所不包，政治、經濟、文學……什麼都想問個水落石出，好在也懂得避開敏感問題，不致讓人太尷尬。他們堅持用不純熟的漢語交談，不夠時比手畫腳，倒也溝通無礙。

老美沒人抽菸，我們的詩人卻人手一根香煙，不經主人同意就吞雲吐霧起來，室內頓時煙霧迷濛，好在美國人寬容，沒人抗議。我忙著張羅茶水和點心，聽話都來不及，遑論插嘴。小妹秋枝來幫忙，遞茶水、倒菸灰，跟著忙得團團轉。

美國人準時在五點鐘辭別。詩人們談鋒猶健，頗有「續攤」之意。

不知誰提醒：「胡適去世了，我們要不要到靈堂表示一下？」

當場立即對胡適的功過展開評論，一致佩服他提倡白話文和「五四」運動，又參與《自由中國》雜誌；尤其一九五八年來台主持中央研究院，雖短短四年卻為在座諸君津津樂道。

我是第一次聽到胡適來台的內幕。原來中研院院長朱家驊被蔣介石逼走，胡適原不想老年移居台灣，後來傳說黨工張其昀有意接手，這才勉強接下聘書。

「他堅持學術自由，」詩人們同意，「維繫了北京大學的自由精神，有功國家和人民！」

大家決議：「我們都去靈堂，向胡適三鞠躬！」

天不早了，怕靈堂關門，十一個人決定分搭兩部計程車前往。計程車規定載客不許超過四人，即前座一人，後座三人，警察抓到超載要罰司機。我們都不寬裕，便央求司機多載乘客。

「我們都是瘦子，不會超重啦！」

隨和的司機想是同情我們這批窮小子，答允超載，但講好「罰錢你們付」，還要我們碰到紅燈時，多餘的人頭一定要藏起來。我那時體重只有三十八公斤，楚戈和羅馬也是瘦竹桿，都被安排在前座。記得我和楚戈同車，我抱腿而坐，他坐地上。碰到紅燈，只要有交通警察指揮，我便按一下他的頭，他立即表演縮頭烏龜，等接到信號才敢抬頭。

到靈堂後，按指示排隊等候。到時我們一字排開，隨口令鞠躬如儀。

三鞠躬尚未完畢，忽然隊中爆出裂帛也似的哭聲，聞者莫不渾身為之一震。原來是感情豐富的楚戈，一時悲從中來，當場痛哭失聲了。隨著那一聲哭號，左鄰右舍的肩膀跟著一高一低，步出靈堂時，大家都是眼眶紅紅的。

為國家失去良才而哭泣，楚戈真是一位性情中人。

回家時，妹妹向我告狀，說客人抽菸太凶了，有個菸灰缸當場來不及倒，事後清理才發現，熱菸灰已把榻榻米燒出一個大洞來。

詩人是什麼？大菸槍呀！這是家人對詩人的初淺認知。

──陳若曦：《堅持‧無悔：陳若曦七十自述》
（台北：九歌，2008），頁85-91